【探讨】构建文化遗产空间保护利用新格局 2019-09-09 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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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涉及空间利用的某一领域专项规划,如交通、能源、水利、农业、信息、市政等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军事设施,以及生态环境保护、文物保护、林业草原等专项规划,由相关主管部门组织编制,同时“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对各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在国土空间规划的体系下,构建文化遗产空间保护利用的新格局,还需要更多的探索。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我国有内容丰富、分布广泛的文化遗产,且与城镇、农业、生态空间多有重叠。

  根据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遗产中心搜集整理的数据,我国现有134座历史文化名城和176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截至2018年1月,已有861片历史文化街区和1.87万处历史建筑;历史镇村包括312个历史文化名镇、487个名村和6799个中国传统村落;有2批200处工业遗产列入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我国有77万处不可移动文物,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公布7批、4295处,第8批正在审批与公布的最后阶段;150处遗址入选“十二五”时期大遗址保护项目库;现有37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67处列入立项名单;现有36项世界文化遗产、4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共有9批、244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在50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我国拥有15项,农业农村部颁布的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共91项。

  然而,文化遗产的总数相对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而言,仍然偏低;与日本、法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文物总量占优但密度有所不及。未来,我们需要创新保护方式,挖掘潜在的遗产要素,同时积极保护和合理利用现有的文化遗产。

  与城镇、农业、生态空间均有叠合。文化遗产本身就是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人类经济社会互动发展形成的,其自身不会独立存在,且远远不限于城镇内,而是与生产、生活、生态这三类空间普遍融合,具有双重乃至多重属性。遗产的规模越大,与三生空间之间的叠合关系就越明显、越复杂。例如:湖南侗族村寨与周边山水环境共同形成“山、水、林、田、寨”圈层分布的侗寨图景。又如:2700公里长的中国大运河(含作为文化遗产的河道1011公里)涉及分布在8个省级行政单位的27座城市,跨越了很多农业区域、生态保护区域与城镇区域。

  有系统建构的历史学基础。而在夏商周三代时期,我国就在礼文化的体制下逐步形成了以分封、赋税为基础的“国野一体”城乡体系;其后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总体上加以继承完善,使古代中国城市及其周边区域在文化上呈现高度的体系性,这是我国地理分布广泛的文化遗产能够进行系统建构的历史学基础。

  构建文化安全格局。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为的是进一步丰富历史的文化内涵,这是塑造文化自信的核心。例如:“隆中对”中的“隆中”是南阳还是襄阳之争,涉及的就是文化认同、文化自信与文化影响力问题。

  助力国土空间高质量保护开发。通过文化遗产空间的保护与传承,可以更好地塑造地域特色、建设美好人居环境、吸引青年人才。近年来在调研中发现,深厚的历史文化与特色文化空间资源,往往是某一地区吸引青年人才的重要条件之一。

  实现城乡一体的文化交流、经济互动和社会平等的需求。文化遗产承载着区域共同的历史记忆,以全域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为抓手,有利于通过文化整合来实现区域性经济社会整合,有利于带动不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进步,促进人才、技术等在城乡之间、发达与不发达地区间良性流动。

  “一张图”管理强化文化遗产资源保护。此前,各类型文化遗产由各个部门分管,职责分散。如今通过“一张图”、遥感监管等新的科学方法,在国土空间层面统一管理,对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手段更为有力。

  这些年,国内和国际上都在探索如何开展大尺度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目前有几种较为成熟的工作模式。

  文化线年,国际古遗迹遗址理事会正式通过的《ICOMOS文化线路宪章》形成了文化线路的最新定义:文化线路是人类有目的创造的,具有历史功能的人类交流或迁徙的路线,其形态可呈现多样性;它必须具有一定的规模和持续时间,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大跨度且多样的,因此能够在多文化和多地域上产生足够深远的交流影响。文化线路的构成元素是多样的:物质遗产(因素)、非物质遗产(因素)和自然地理环境(背景)都是组成文化线路的一部分。同时,文化线路还具有动态性,拥有从整体到部分的意义体系。例如:丝绸之路、茶马古道、滇越铁路都属于文化线路。

  文化景观。文化景观是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人类按照其文化的标准,对天然环境中的自然和生物现象施加影响,就形成了文化景观,或者说,文化景观是“附加在自然景观上的人类活动形态”,应体现文化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实现整体保护的理念。例如:目前已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五台山、西湖就属于文化景观。

  文化遗产聚集区、聚集带。在历史城市的全域范围里,文化遗产聚集区以文化遗产相对集中成片、自然人文景观特色突出、文化主题相对清晰作为划定依据,其纳入了全域众多的历史镇村、文物,以及近代的重要的交通要道,例如昆明古驿道和浙江省台州市的临海文化聚集区。

  国内已有一些地区先行先试,开展有启发性的工作,如广东省这两年在力推的“南粤古驿道”,即1913年前广东境内用于传递文书、运输物资、人员往来的通道,包括水陆和陆路,官道和民间古道。对南粤古驿道,广东省拿出的方案不仅仅是保护,而是把文化体验、体育赛事、特色农业、乡村旅游、生态休闲等工作整合在一起,在全域层面上有效利用文化遗产,通过“总体规划—专项政策指引—实施层面的规划—示范工程”推动高质量发展。

  综上,构建文化遗产空间保护利用的新格局,需要在国家、省、市、县、镇(乡)的不同层级上建立层级清晰的专项工作体系。

  国家层面建构文化战略格局。“讲好中国故事”,应是一项提纲挈领的工作。这需要从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结合中华文明标识与中华文化传承的要求,构建国家战略性的历史文化脉络。

  省级层面注重综合协调。省级层面,主要是在国家战略性历史文化脉络的总体框架下,综合研究提出省域文化保护格局。基于这一格局,加强对省级重要保护区和保护对象的工作力度,推动省域内部以及省域之间的协调工作,同时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将文化景观突出、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县市,作为探索文化遗产空间保护利用新格局的试点。

  市县层面分解任务、细化落实。市县层面,主要是落实逐级传导相关要求,强调约束性和引导性,结合地域特色确立市县文化保护格局,讲好地方故事。具体需要详细划定市县的保护边界,进一步明确历史文化与地域特色塑造的综合发展目标与方向。

  文化与三生空间的横向衔接。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不仅仅与旅业相关,还与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息息相关。我们初步建议根据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以及规模尺度等因素,单独划定历史文化保护空间和历史要素保护线,并提出文化遗产与生态、城镇、农业等其他类别专项规划相衔接的管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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