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到底有多重要 历史上这个国家就是个例 2019-08-14 03:35

  我一直觉得现在的人们对于“国学”一词有着某种误会,很多人将传统文化叫做国学,我觉得是值得商榷的。什么叫“国学”,应该是一个国家奉为思想基础,并用来指导生产生活乃至修身处世、治国理政的学问或者学说。对于今天我们努力弘扬的儒、道、释、法、墨、兵等种种思想,作为一种文化思想,的确依然在传承并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但从其思想地位的角度说,它们并不具备“国学”“国家之学”的条件,很直接地称呼为“传统文化”似乎更为妥帖。

  “思路决定出路”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论断,一个人如此,一个群体如此,一个国家更是如此。没有正确的思想,则很难有正确的行为。今天我们讲文化自信,本质就在于用中华民族不断积累、持续创新所缔造的最优秀、最经典、最正确的思想和智慧,来引导个人的身心改造,来影响我们的社会行为,来指导我们的建设和发展,进而濡染全人类,造福全世界。

  研究历史的人有一个很经典的评语,叫做“强汉盛唐”,汉朝特别是汉武帝时代,是以强大、强悍而令后世子孙瞩目并引以为荣的,唐代以“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为代表,是以盛大、繁盛的浩瀚之气令当时的世界倾心,令后世的子孙敬仰的。这两个时代所创造的文明,既是物质上的,更有精神上的。两个卓著的时代,它们都似乎孕育出了某种氛围、散发出某种气息、流露出某种意愿、释放着某种信号,这些氛围、气息、意愿、信号,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持久魅力。这样的时代创造了优秀的文化,优秀的文化又赐予了所在时代的澎湃动力。

  汉武帝刘彻创造的“大汉雄风”可以说是文化自信的一个经典案例。汉朝建立到汉武帝刘彻的这段时间,由于经济基础、统治方式、内外时局等原因,当时的国家和社会需要“垂拱而治”、休养生息,所以清静无为的黄老道家思想就是整个国家的思想基础,也就是国学。好比大病之人,禁不起大补,更禁不起大泻,任何折腾都是无益的,唯有安静地养息,在安静中濡养生机,在养息中恢复活力。

  中华民族永远是一个具有坚韧生命力的民族,只要有合适的环境,她总能蓬勃而起。经历了90多年的安静休息之后,国家人口增加,农业、手工业、商业开始繁荣,春秋战国、秦末汉初持续战乱造成的创伤开始愈合,整个国家需要“静极生动”,需要主动做点什么了。这是一种内动力,也有外部形势的逼迫。“无为而治”看起来恬静逍遥,实则是忍辱负重。

  对外,虽然有和亲、赔款等种种委曲求全的媾和之举,但北方匈奴依然野性难驯、欲壑难填,在北方绵长的边境线乃至经常大纵深侵袭和攻击,土地被践踏,人口、财富被不断地掳掠。对内,地方诸王自重一方,公然与朝廷分庭抗礼,挑战中央权威,汉室朝廷的地位和统治权力面临着东周后期被各封国蚕食瓜分、最后土崩瓦解的危险;豪强势力野蛮生长、横行无忌,疯狂掠夺、聚敛社会财富;铁、盐等国民经济命脉性物资的生产、流通失控,货币铸造、税收等原本该属于中央政府统一管理、调控的事务混乱不堪,国家财政和经济体系随时面临崩溃;身处社会底层的农民、小手工业者、无产者如同案上羔羊,周身都是刀俎与鼎镬,阶级压迫沉重,社会矛盾尖锐。

  显然,“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已经无法适应当时汉王朝所面临复杂形势了。“无为”必须变成“有为”,而且是不得不为。于是,怎么“为”的问题成为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要想解决“怎么为”的问题,关键在于解决思想问题,用什么样的思想来分析形势、认清实际,用什么样的理念引领方向、规划未来,用什么样的理论来统筹各方、指导实践?

  说到底,当时汉王朝的统治者也就是汉武帝刘彻,不得不面临一个文化选择的难题,也就是以什么思想作为“国家之学”的抉择。儒家倡导德治,但这种主张不利于解决当时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外交、国防危机,给手持屠刀的侵略者、地方豪强、祸乱势力讲圣人的“忠恕”之道,估计效用不是很大;法家的手段又过于凌厉严峻,使用不当如同火上浇油,会进一步增加和激化各类矛盾;墨家的“兼爱”思想势必要求统治阶级、既得利益者放弃已抓在手中的肥肉,这如同虎口夺食,与虎谋皮史载,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刘彻颁布诏令,在全国范围征求治国方略。这项重大举措既表明了一代帝王“不得不为”的决心,也流露出了一个最高决策者面对文化选择难题时的迷茫。

  这个时候,一个叫董仲舒的读书人进入了汉武帝刘彻的视野。董仲舒以一篇题为《举贤良对策》的奏折让刘彻眼前一亮,如同暗夜中奔突不息的人看见了灯光,如同海浪中挣扎不息的人攀上了舟伐。史料记载,汉武帝刘彻曾经先后三次单独召见董仲舒,虽然达不到现在新闻稿里喜欢用的“促膝而坐、亲切交谈”的程度,但一个皇帝和一个理论工作者或者文化人,是做过深入的沟通和意见交换的。

  董仲舒用“天人感应”、“三纲五常”、“大一统”等一系列新鲜名词和自成体系的论说,解决了当时萦绕在刘彻脑海中的种种迷茫、纠结和难题。富国强兵的梦想,已经在刘彻的心中汇聚如海、澎湃不息,却苦于没有出口,找不到奔流的方向。董仲舒出现,终于让汉武帝为自己的梦想找到了出路。按照今天的混沌理论,阿尔卑斯山上某场飓风,最初的根苗是亚马逊河热带雨林中一只蝴蝶扇动了翅膀。卷起“大汉雄风”的那只蝴蝶的翅膀,在一份奏折、三次会见之后扇动了。

  刘彻下定决心,颁布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诏令,等于明确将儒家学说作为国家的基本思想,明确了主流国学的地位。(当然,这里的“儒术”并非原始意义上的儒家文化,董仲舒有很多理论创新和思想改进,关于这一问题我将在下一篇文章里系统分析。)随后一系列限制封国权力,规范赋税制度,压制地方豪强,盐铁专营、货币统造等和经济体制改革举措和社会治理手段相继出炉,中央政府的行政集权明显加强,经济状况、财政收入得到改善,社会矛盾逐渐缓和。

  在这样的前提下,汉王朝才获得加强军事力量建设,拓展与西域诸国邦交的机会,具备了改变国防和外交策略的能力。其后,才有了卫青、霍去病、李广驰骋沙场,勒石燕然,令强敌逃遁沙漠的强悍与豪情,才有了张骞出使西域36国,打通对外通道,将汉王朝的文明和恩德远播四方的慷慨和宏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