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痔生存十五年:一个女孩的孤独与被爱 2019-03-02 20:52

  蒋宜钧耳畔仿佛“叮”的一声,她伸长脖子、凝神屏息:臀下传来不祥之感——十多年的痔疮大兄弟再次久违地提示了它的存在。

  疼。一开始蒋宜钧还打算无视,但是仿佛大树下的蚁穴崩溃了,痛感顺着树干慌乱地往上爬,刚开始一丝一缕,接着三五成群,最后乌泱泱直捣中庭。

  蒋宜钧坐不住了,从药箱里翻出马应龙痔疮膏又冲进厕所,借着药膏的润滑试图把“大门”外探出来的那个不祥的小脑袋送回去——和痔疮大兄弟相伴十多年,彼此的脾性都已了解:“发露肉珠、突出一枚”,塞回去便是,出两天血也就自己好了,闹不上天去。

  她14岁就生了痔疮,缘于不良生活习惯。生长在离异家庭,初中学校离家远,12岁时父亲给她申报了住校,因为生活上缺乏照顾,日子过得一塌糊涂。

  初中在蒋宜钧脑海里留下的只有恐怖的场景,比如因为舍友们都不愿意打扫卫生,她坐在满地的香蕉皮、卫生纸和臭鞋中间赶下午要交的地理作业,饭也没时间吃,边写边哭。父亲来看她,拿起扫把一边扫地一边大发脾气;比如她患重感冒高烧不退,咬牙强撑,最后连床都起不来,只能让舍友去公共电话亭帮自己打电话回家求救(那时手机还没普及)。父亲匆忙赶到学校,发现女儿睡在一堆白花花的鼻涕纸下面,一摸脸是滚烫的,枕头却凉湿湿的——浸的全是眼泪和清鼻涕;比如月经初潮沾了一裤子,蒋宜钧却因为异于常人的脑回路,觉得“别人又不知道这是什么,问我就说不小心坐到了巧克力上”,居然淡定地带着一斑驳的色块走来走去;比如因为课业压力太大没时间洗衣服,蒋宜钧曾经创造过正着穿三天反过来再穿三天的历史……

  由父亲一手带大的女孩,从12岁起磕磕绊绊地在阴暗潮湿的中学宿舍里学习独立生存,被赠予了沙眼、湿疹、胃病……所以,当父亲发现蒋宜钧在学校一周才解一次大便时,已经有点晚了——有天他中午去探望,遍寻女儿不得,舍友说上厕所去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她啊,一周上一次大号,每次上一个小时。”

  父亲吓了一跳,堵在厕所门口把蒋宜钧训了一顿,但长期不良的排便习惯已经造成了严重的便秘,带来了不可逆的后果——洗澡时,她偶尔能摸到口探出了某位“不速之客”的脑袋,但她害怕,没有告诉任何人。

  直到高二,内外的不速之客开始扩张地盘,并以自我爆破的方式宣誓主权。某天如厕,突然喷射的一便池殷红吓得蒋宜钧魂飞魄散,她觉得自己大概是要死了。那是种从天而降、她完全担负不起的恐惧,于是她飞奔下楼拨通电话,把悲惨的命运甩给电话那头的父亲——就像每一次闯祸、每一次崩溃、每一次要被繁重的学业碾碎时那样。

  父亲第二天就带她去了肛肠科,也是从那天起,她正式结识了痔疮大兄弟并学习与之和睦相处的规则。医生说她是他诊断的病人里最小的一个。“才十六七岁,怎么就长了痔疮?”父亲一脸懊恼,开始不合时宜地抖落女儿一周拉一次大便的糗事,这让蒋宜钧有些恼火——迄今为止只有十六七岁的人生里,太多事情都需要她自己面对,从没有人告诉,谁又能天生知道答案呢?

  她望着那个十几年来同样磕磕绊绊学习照顾自己的中年男人——他给她做饭、洗衣、买卫生巾,做父亲的事也做母亲的事,勉力维持家庭生活的平衡,却还是出现了纰漏——那纰漏如今在她身上留下了印记,埋下了痛苦的种子。她想埋怨、发脾气,却又发现对谁都恨不起来。

  蒋宜钧不想去医院。她在线咨询了一位医生,传过去照片,对方说不是外痔的问题,得去门诊排除肛周脓肿和肛裂。蒋宜钧万念俱灰:这一去,很有可能又要动手术了——三十年人生中的第三场痔疮手术。

  第一次因为痔疮大兄弟躺上手术台,是在参加工作第二年的夏天。那时蒋宜钧在离家千里之外的一个小城做电视台记者,值夜班时跑热线,跟着摄像师奔赴火场——一栋小楼被烧得只剩下黑色的骨架,消防员拖着长蛇一样的水管四处奔跑,空气中都是焦糊味。蒋宜钧攥着笔记本和话筒穿行在消防车中间,试图抓住一两个目击者,可就在这时,她感到胯下一片异样的冰凉,似乎有液体顺着大腿内侧蜿蜒流淌。

  “我尿裤子了?”她心下一惊,借着夜色的掩护悄悄把手伸入后腰,待拿出来看,原来不是尿,是血。眩晕了几秒钟,蒋宜钧决定先忍耐一下——在一种不可言说的恐惧中,她强撑着采完了火灾新闻,黑夜掩护了她的自尊,但回到台里冲进厕所发现半条牛仔裤都被染红时,蒋宜钧吓哭了。

  没有犹豫,蒋宜钧拨通了父亲的电话——就像中学时那样。就算她已经二十多岁,有一个男朋友,有份体面的工作,这样情急的时刻她还是习惯性地依赖父亲,好像无论扔个什么样的难题过去,父亲总能给出解决方案。

  可这次父亲却在电话那头叹气,提醒她这还是中学时代那个痔疮,过了这么些年可能复发了,需要及时寻求医生的帮助。“你已经是大姑娘了,要学会照顾自己。”——这一刻,蒋宜钧突然意识到某些事发生了变化:父亲远在1500公里之外,继母刚刚生下弟弟,而自己是离巢的燕子,不能再在雷雨夜惊慌地回到父亲的羽翼之下。从今往后,恐怕是要靠自己了。

  第二天,蒋宜钧去全市最好的中心医院接收了医生的“判决书”:重度内外混合痔,需要立即手术,并且还得分成两次做,这让蒋宜钧头皮发麻:电视台的工作压力大、节奏快、人手稀缺,自己是刚进台的新记者——“小社会”里的最底层劳动力,请两周以上的长假一定会招来许多白眼,更可怕的是同事们对疾病的好奇和议论:繁荣宁静的小城生活没有太多新鲜事,记者们其实是一堆无聊的聪明人,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在他们中间发酵开来,转化为走廊上意味深长的注视和办公室里猥琐的笑声。更何况,蒋宜钧摊上的问题,还正位于不折不扣的“下半身”……

  迫于请假的压力,蒋宜钧曾试着再拖一段时间,但痔疮大兄弟却不配合。自那晚之后,只要她站久了或走路多了,痔疮就会毫无征兆地破裂——它也不疼,就是静静地流血,无休无止地流血。一开始蒋宜钧没有习惯这样的相处,常常被打个措手不及。有一次报道大型体育赛事,她穿了一条白裤子,出镜出到一半突然神色大变,开始结结巴巴,不得不一遍遍重来。搭档的摄影记者怒目相向,情急之下蒋宜钧脱下外套系在腰间,挡住了臀部的一片殷红,才勉为其难地做完了口播。

  后来蒋宜钧学会了每天都使用卫生巾、穿深色裤子,但还是经常狼狈不堪。有天去海边采访,刚抵达没多久痔疮就破了。下身像开了水龙头,血很快灌满卫生巾又溢了出来,可附近连个洗手间都找不到。

  采访还得继续。冬泳的人们欢呼着跃进海水中,蒋宜钧的内心天崩地裂。回去的路上,她缩到采访车最后一排,悄悄把采访本垫在身下——直到现在她还保留着那个本子,上面的一个大血印已经变成深褐色,提示着不堪的过去。

  蒋宜钧回想,如果当时再优柔寡断地拖几星期,自己搞不好会贫血而亡,但如果时光倒流,这恼人的懦弱恐怕还是摆脱不了。23岁真是人生的断裂带——一个名义上的成年人,刚出校门进入社会,是职场忍辱负重的新人;家庭的庇护也失去了,父亲放手,丈夫却还没有登场,一个异地恋的男朋友填补不了任何空虚。在这个时候与痔疮大兄弟狭路相逢,蒋宜钧感到了深刻的孤独——“所有人都爱我但事实上没有人爱我”的那种孤独。

  在学校附属医院,忽略不合时宜的羞耻感,像野兽一样四足着地趴在诊断床上,撅起将最隐私的部位对准探照灯,是一名资深“痔友”的基本素养。

  姓李的男医生戴上指套开始检查,蒋宜钧猝不及防地大叫起来,把医生也吓了一跳——前所未有的疼痛,就像有只土拨鼠在肠子里打洞。医生摘下指套说,今天下午就去办住院,明天就手术。

  蒋宜钧明白这次摊上大事了,但她提上裤子央求道:“能不能缓一缓,到下周?”她别无选择——这一次,她下定决心瞒着家里人,只和新婚一年的老公一起把这件事摆平,不要像七年前一样再欠下许多“亲情债”。

  七年前由痔疮大兄弟引发的不堪局面,最后是被母亲终结的——那个离婚后在蒋宜钧成长岁月里长期缺席的母亲,在她成年之后加倍努力地想要融入她的世界,所以几乎在得到消息的当天就开始着手干预治疗——而母亲又的确能干,身在香港的她,一天之内仅凭搜索引擎和电话就迅速联系好蒋宜钧所在城市的医院,匆匆抵达时,包里还分门别类地装着给蒋宜钧上司们的礼物。

  紧接着男朋友的妈妈也来了——这个身高不到一米五的小老太太,把幺儿的女朋友当亲闺女一样疼,一听见“手术”两个字,执意要坐十几个小时的硬座从湖北农村赶来照顾,为此不惜撇下了刚学会走路的大孙子。

  两个妈妈接管了蒋宜钧的生活,打点了术前术后的一切。她们督促蒋宜钧十点睡六点起,变着花样做一日三餐,把地板擦得反光,连水池缝里的老油垢都剔了个干净;她们排号、开化验单、铺床、看点滴、倒尿袋,做好蒋宜钧想吃的饭喂到她嘴边。蒋宜钧有点惶恐地接受前23年人生中从未有过的密集关爱,痊愈得很快,甚至不记得疼过。

  “这里的大夫并没有说你要做两次手术。你上次去看的中心医院的大夫该不会是庸医吧。”做完手术回到病房,母亲得意地说,“看吧,有些事你自己还是不行。”

  蒋宜钧不知如何回答,正如她还没学会如何跟母亲相处——要疏远似乎不妥,要亲密也十分尴尬。母亲的付出让她有欠债感,母亲的强大又让她觉得自己加倍地没用。漂亮、强势的母亲,讲话大声会来事儿,走在哪里都有色彩流泻在她身上,将她从灰扑扑的人群里凸显出来,有她在万事不愁,只需要老老实实跟在后面就行。但蒋宜钧仍然不习惯这种被笼罩的感觉,显得自己像是一个巨型儿童、一个附属品。

  不过她也承认的确有自己搞不定、只有母亲能做的事——手术前母亲去了趟主刀医生办公室,回来朝蒋宜钧使了个眼色,悄悄说:“我把东西塞给他,他一边推辞,一边把白大褂这样一敞,我就顺势塞他外套口袋里了。”

  幸好现在这些“高深莫测”、让蒋宜钧拙于应付的事不再是必须的了——在这家全北京乃至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她甚至连个塞红包的机会都找不到。

  “我在北京没有家,我是来读书的,家属在外地。”蒋宜钧向李医生解释需要一星期准备手术的原因,几乎立刻获得了李医生的同情。这种亲近随和,和七年前的主刀大夫很不一样。

  七年前的大夫姓陆,小个子,偏分头,脸上总因踌躇满志而泛着红光——在四线小城的人民医院肛肠科他是“顶梁柱”,走到哪身后都拥着一帮和学生,光是医院网站简介里挂的头衔就有六七个。

  蒋宜钧记得第一次检查之后,陆大夫拿着根小棍点着墙上的痔疮分级示意图:“看见了吗?这是1期,单纯的便血,也不疼也不怎么;到了2期这个痔就脱出来了,不过还能自动回到里面去;这是3期,痔脱出来自己回不去,要用手塞回里;4期这是最严重的,手塞也塞不回去了。”

  接着小棍子回到了3期那个血肉模糊的上。“这就是你的,而且正在朝着4期发展。如果最严重的是‘皇帝级别’,你都已经‘皇后级别’了,知道吗?”陆大夫像教育小学生一样看着蒋宜钧,身量不高并不妨碍他浑身上下透出威严。

  手术前一天,陆大夫到病房看了蒋宜钧一次,本来只是例行公事,没想到竟和母亲唠起了家常。中间他出去了一下,不一会儿又回来,嘱咐了几句话,手上却悄悄地往蒋宜钧枕头底下塞了什么,然后立刻转身离开。母亲眼疾手快,扒开枕头一看——正是前天送出去的那个红包,她一把捞起飞身追了出去。

  蒋宜钧看在眼里,觉得事情不但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甚至开始有些不可理解——头一回她有点庆幸母亲在身边打点一切。要是换了自己,真不知该从哪里开始,更不知在何处打住。

  不知是母亲的“情感笼络”还是那个红包起了作用,整个治疗过程中陆大夫对蒋宜钧关怀备至,不光有问必答、发短信必回,上时还允许吓得魂飞魄散的蒋宜钧抓住自己的手,术后每周换药也总是笑脸相迎。

  只是,几个月后事情又开始变得不可理解起来:已经痊愈并恢复工作、不再需要每周去换药室报到的蒋宜钧,收到了陆大夫约见面吃饭的短信。他的语气柔婉亲昵,已经跨过了医患的边界——至少看上去完全不像那个拿着小棍点着“皇后”的人。

  蒋宜钧头两次硬着头皮以加班、出差搪塞了过去,但陆大夫执着地邀请了第三次、第四次,她实在无法拒绝了。母亲说,要不就去跟他吃顿饭,看看他想干什么——说不定人家真有事呢。

  于是在夏天降临的某一晚,蒋宜钧特地套了件幼稚、肥大的米老鼠帽衫,把头发胡乱一扎,戴上框架眼镜,不施粉黛地出门赴约了。在不清楚陆大夫动机之前,她想以遮蔽女性所有长处的方式,提醒对方注意身份与年龄的界限。好在那晚陆大夫并没有什么僭越之举——令人费解的是也没说什么正经事。他开车带蒋宜钧去吃了牛排,跟她聊自己的进修经历和上大学时的“英雄壮举”,席间谈笑风生,又在十点之前应她的要求将她送回了家。

  其后数年中,蒋宜钧每每忆起那晚,总要将场景从头到尾捋一遍,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哪里漏掉了需要捅破的一层窗户纸——这顿饭是她和陆大夫关系的转折点,从那以后,陆大夫再也没有联络过她,也不回复她客气答谢的短信,就像一颗沉入湖底的石子,“咚”地响了一声之后,敛去了所有波纹。

  这回就连母亲也不明白了。“是不是你想多了,人家只想交个朋友啊?难道他看上你了?但是你长得也不好看呀。而且他比你大了快二十岁,有老婆,女儿都十几岁了,你又是记者,他难道不怕么。”母亲连珠炮似的自语,末了惊呼:“莫非他看上的是我?想通过你来接近我吗?”

  蒋宜钧为母亲惊世骇俗的自信感到哭笑不得,但又觉得世间万事也不必都弄个明白,有些人也许仅仅就是擦肩而过而已。

  直到又过了几个月后的某天晚上,她从马桶上起身,再次看到了一池惊悚的鲜红。惊慌中她拨了久未联络的陆医生的电话,对方接了,冷冷地说,那你明天再来检查一下吧。

  又回到那个熟悉的检查室,坐诊的人却换了一张脸。蒋宜钧试图释放一个“我们还像从前一样”的笑容,却被陆大夫迅速垂下的眼皮和冰冷的表情挡了回来。

  没办法,只好再请假、体检、办住院手续。母亲和“婆婆”都说要再来,蒋宜钧拒绝了。持续给别人带来麻烦,她承受不了。

  蒋宜钧希望在邻市工作的男朋友来照顾,哪怕一次也好,可男友不来,说是新换了单位不好请假。无奈之下,男友赋闲在家的妹妹和堂妹赶来担起了重任。

  这是医院里罕见的组合——一个灰头土脸的病患蒋宜钧和两个比自己还年轻的、没有血缘关系的女孩一起,被安排进了走廊尽头的病房。

  蒋宜钧已经预感到这次可能不会太好过,她只想把住院这7天赶紧熬过去,但没想到切外痔比切内痔更疼——千万倍的疼,顺着点滴进入血管的镇痛药效力微弱,如蛛丝裹体不可敌暴寒。每到下午五点钟蒋宜钧都会进入疼痛巅峰:在一层绵长的疼痛底色之上,括约肌因受创而规律地收缩,带来阵阵剧痛,她必须调集全部意识相对抗。挣扎全无效果,不管换什么姿势都没用。

  她只好假设自己是砧板上的一块死鱼肉,任凭痛苦以为靶心放射状贯穿全身。她不能看、不能听,脑袋不能处理任何信息,连病房一角吊着的电视里传来的广告声也让她不胜其烦。有天实在疼得太厉害,她发现拿头撞墙可以分散注意力,就咚咚咚地撞得欢。妹妹吓坏了,跑去叫人,陆大夫匆匆赶来看了一下,让妹妹去医院外的药店买镇痛药。

  最让她崩溃的是,当这段时间熬过去,她满身大汗地想吃点什么补充体力时,堂妹会把饭缸推到她眼前:米饭、炒空心菜和大骨头汤——连续一周,14顿一模一样的米饭、炒空心菜和大骨头汤。

  但她不能挑剔,不管照顾成什么样,她都必须感谢两个妹妹抛下自己的生活来到这里。毕竟素昧平生,谁也没有欠谁的。

  等待手术这一周过得只能用“生不如死”来形容:每天早上起床上大号,她都觉得自己拉的是玻璃碴子——那些尖锐的棱角游经肛管时便拉开一道口子,紫红色的血水淋下来,疼得她必须抱着膝盖、颤抖着,有时还要用额头抵着卫生间的门才能完成整道程序。

  起身回房之后她要清洗,再极小心地把露出的部分塞回去。动作一定要缓,因为有一个临界点,像是大便往外运行时牵出了从肠道深处来的一段皮肉,夹在了附近,往里推时会突然一下回去,疼得她整个人不由自主地一哆嗦,有时甚至站立不稳撞到墙上。

  “痔疮手动复位”之后上栓剂,疼痛稍减,但下身还在肿胀。接下来六个小时她不能站或坐,甚至不能做任何耗费心力的工作,只能趴在床上等待消肿,凑合睡一晚,然后次日一切重头再来。她倒数着老公大非来京的日子,最后两天实在撑不住了,干脆不再吃饭——这样也就没什么可拉。

  大非从出租车里钻出来的时候,蒋宜钧的心咯噔了一下子:小半年不见他又胖了一圈;面色发黑,好像几天没睡觉似的;头发也好像很久没洗了,一绺绺地粘在大宽脑门上。

  十一月的北京还不太冷,但打江南来的大非却惜命,怕感冒,里三层外三层地套了最厚的御寒衣物,热了又不晓得脱,在火车上已经从里到外汗透了。

  天呐,我就靠这个人,行吗?结婚一年多,蒋宜钧头一回意识到虽然伴侣都叫“丈夫”,但顶着这个称呼的人却千差万别——而摊到自己头上的这个,在眼下这种时刻竟让她如此心虚。

  两包小包地赶到住院部报到那天,遇见了另两位病友。三个女人,三个丈夫,来自三个省市,因为一个共同点被锁定了短暂的缘分——那个共同点就简洁醒目地贴在每个人床头上:痔。

  医院里是无所谓隐私的。头一天做术前准备,实习医生拿着资料表来病房挨个盘查病史,其他人就竖着耳朵听:50多岁的罗大姐有严重的内痔,不出血,但经常脱出,之前还能用手塞回去,可现在“说啥也不回去了,走道儿磨着疼。”40多岁的林女士内外痔都有,从不疼,但每天大便淅淅沥沥地出血,眼看就要把她掏空了:“我验血的指标显示我都开始贫血了,不做不行了。”而蒋宜钧的情况最严重:术前检查已经发现她不但有严重的内外痔,还有肛裂——正是肛裂让她每天受一次“刺穿刑”。

  手术也考验丈夫:罗大姐的老公不紧不慢地帮妻子理完物品、做完检查,就抄着手坐在角落里打盹。林女士的老公仍在忙前忙后,不断琢磨妻子还需要添点什么。而大非则像个没头苍蝇一样乱撞:一开始他想躺在蒋宜钧的病床上补个觉,很快被发现赶了起来;他又想趴床边睡,却怎么也睡不着。中间医院食堂来统计订饭,大非掏出钱包发现只有17块,又到处打听哪里有取款机。

  “你千里迢迢来照顾病人,只带17块钱啊?”蒋宜钧简直有点想笑。她目光扫过病房里的三个丈夫,仿佛看到了男人的进化史。大非应该还处在见习期吧,她想。可就算这样,有他在还是要比六年前要安心——丈夫是法律规定要与她风雨同舟的人,建立在契约之上的亲情比建立在血缘之上的更让她轻松坦然。

  难的是这种风雨同舟的缘分本身。6年前的男友,在她出院后不久就和她分手了,两人读大学时就在一起,本已谈婚论嫁并联名买好了房子,最后也匆匆卖掉。这个悲剧的结局大概从他在病床前缺位就已经埋下了种子。鸡汤文里说“医院的病床才知道谁爱你”,蒋宜钧认为,所言不虚。

  脊椎要求病人衣服侧卧,最多只能用病号服上衣盖住胸脯和肚子。蒋宜钧在一屋子医护人员中间、在手术灯的高光中迟疑地解扣子,没有人直视她,但解一颗扣子仿佛要用一个世纪。30年社会化积累下来的身份、修养、性别意识被一层层剥去,一个人来到这里,得被剥得只剩一个核儿、一具原初带来世间的肉体,这对她来说很难。

  但偏偏躺下许久师也没来。人们走来走去,有凉飕飕的风从四面八方吹来,恐慌和尴尬相继发作。她很想抓点什么遮住自己,或者咬住点什么,好让意志力有个支点。这种心理的挣扎如同雷鸣,干扰视听,而医生处置方案是将她“非人化”。无视患者的人格,只把他们当做零件损坏、需要修复的机器,这样就不存在所谓“裸露” “” “怜悯”,连同一系列不必要的情感负担。他们彼此交谈,欢快地聊孩子、聊买房,却不看蒋宜钧,不跟她说一句话,仿佛默认一部机器并没有人生。

  蒋宜钧害怕极了,她像七年前一样哀求一位经过眼前的:“待会打麻药,我能握一下你的手吗?”想都没想:“不行。”

  好在师终于来了,轻声交代了几句,手指开始像小猫的爪子一样在她脊椎上按来按去,不一会儿一股暖流就从腰际下行,所到之处百病全消、世界和平。

  “再见了呀大兄弟。”折磨她十天有余、仍在肿胀的被暖流包围失去知觉的瞬间,她在心里默默道了个别。

  风还在从四面八方吹来,甚至有点舒适,她像鸿蒙初辟时神创造的一具半成品,趴在荒野大泽的中央,等待着无痛的新生。李医生术前来查看时说内外痔和肛裂会一次性解决,现在不知进展到哪里了,她慢慢合上了眼睛。可这时手术却已经做完了。

  被推出门时,蒋宜钧发自肺腑地说了句“谢谢医生,谢谢。”但被口罩和头套遮蔽、只露出眼睛的人们各自忙着手上的动作,似乎什么也没听见。

  实在是很棘手的一个部位。有了创伤,不像地方的伤口可以用纱布包裹,在无菌状态下静静长好——因为每天都要接受粪便的洗礼,的切口不能缝、只能敞在那里,一次次污染、一次次撕裂,自然长得很慢。但偏偏肛周皮肤痛觉神经非常丰富,折磨可想而知。

  医院的照料在术后隔天就结束了——床位紧张,抗生素打完,患者就要回去自己休养。李医生和各自叮嘱了一大堆注意事项,无非是每天多坐浴、便后清洗、换药,保持相对清洁。“在北京没有家”的她,和大非在快捷酒店订了个房间,每天房费400多元,带一个向阳的窗户,床旁边就是卫生间,她觉得这就够了,接下来只要像避世的高人一样在这个“洞穴”里闭关几天,再出来就又是一条好汉。

  在这个临时避难所里的第一次排便她就遭了罪——她忘了拉完要立刻温水坐浴,起身后被突如其来的疼痛击倒,勉强走了几步,倒在床上抽搐嚎叫起来。大非慌乱无措,只能伸出手给她握着,眼睁睁看着她滚来滚去,掐得指节发白,指甲陷进皮肉。

  医院开的止疼药还剩五颗,迫不得已又吃了一颗。十分钟后,钻心的疼痛渐渐平息,身上浮泛起一层虚汗,蒋宜钧这才恍惚觉得自己现在这个样子是不是有点惨。

  蒋宜钧从不知道,拉屎这事儿还能上瘾。拉完了起身没一分钟就又想回到马桶上去,每次还确乎都能拉出小指长的一点点,有时伴着一股血水。但如此一来,伤口就又污染一遍,又要重新清洗、坐浴,人也要重新撕裂一回。

  术后第六天最为恐怖,蒋宜钧拉了九次,时而便秘,时而腹泻。夜里狂暴的水肿不期而至,撑得她在黑暗里瞪大了眼睛。在大非酣眠的呼吸声里,她感到千军万马从肠道里向外冲杀,全部堵在薄薄的口、堵得皮肤上青筋暴起,好像马上就要向外喷射,但真去了卫生间又并没有什么可拉。至此她才知道,世上除了疼和痒之外,竟然还有这种极致的感受——胀。它是一种又闷又钝,从内向外扩张的力量,剥夺人的意志、绞杀人的幸福感却毫不手软。

  止痛药已经吃完。蒋宜钧无法安宁。她翻滚,喘息,站起来又趴下,一次次冲向马桶。她极度疲劳,却找不到一个可以维持一分钟以上、让她得以喘息的姿势,这时方知才是真正的“人中”:左右之中、上下之中,此地失守,就再无任何平衡稳定的可能。

  迄今为止的体验,对蒋宜钧来说都是全新的——全新的痛苦,全新的恐惧。她不明白为什么同一种疾病,不同医院的处置和术后的反应竟会完全不同,致使她七年前受苦得来的经验全无用处。挨到清晨,蒋宜钧不得不扶着大非回到了医院。门诊的大夫查看了伤口,说肿得厉害,但也是正常现象,“术后一周正是最难受的时候,伤口水肿刺激肛周,产生总是想大便的感觉,之后会好的。”他为蒋宜钧清理了伤口、开了新的止痛药,嘱咐蒋宜钧“回去吃了药好好睡觉。”这句话仿佛击中了莫大的委屈,让她在诊室里就哭了起来。

  但回去之后,她又开始亢奋。从肿胀里挣脱、有止痛药加持的白天似乎有恃无恐,让她忘记自己已经几天没能睡个踏实觉,忘记就在昨夜还觉得人间不值得、想要从窗户跳下去。她甚至有力气逗一下大非了——这个孩子气的丈夫,在陪床这几天似乎有所成长,他不再抱怨蒋宜钧好得太慢、嚷嚷着要回去上班,而是开始能够察言观色,在蒋宜钧冲进厕所时立刻给她泡好坐浴的药水;也能暂时放下手上的工作,“屈尊”给妻子清洗血渍斑斑的睡裤……

  就算是一个“见习期”的男人,也得有机会让他锻炼、长大呀,蒋宜钧想。前几天她自觉非常脆弱,括约肌频繁收缩,每次都疼得一抽搐,连大非的目光都让她觉得有压力,他看她一眼,就诱发一次肛缩。而现在超越了疼痛,人的属性才逐渐回来了——她突然萌生了和大非相依为命的感觉,乃至于心生爱怜,就把他硕大的脑袋扳过来,在额头上印一个吻。

  在宾馆躺到第七天,一切都超出了蒋宜钧的预料,包括痛苦的程度和复原的缓慢。等稍微好一点、能坐起身,她就扒出日程表翻出手机,把工作一项项推迟、取消。

  解释原因时,她从不讳言“刚做了痔疮手术,伤口肿胀,目前不能站立”。15年病史把她变成了一个“脸皮很厚”的人——关于这个病,不再有什么顾忌和多余的羞耻心。

  七年前,她不敢告诉同事自己得了什么病,也拒绝他们探望,逼不得已就说自己做的是直肠手术。和肠子都连在一起,她想,这也不算撒谎。虽然她也困惑,为什么明明连在一起,“直肠手术”就比“割痔疮”听起来更端庄、更不那么引人遐想。但消息还是不胫而走。在她手术休养进入尾声的时候,主任打电话让她务必来参加部门的聚餐。蒋宜钧不敢推辞,硬着头皮去了,一进门就撞上从两张大圆桌四周齐齐射来的目光,倒吸了口凉气。没人问她生病的事,但每个人脸上都是了然又不欲说破的表情。后来她回想这一幕,觉得在大家眼中,自己的脸可能如雨后枯木长蘑菇那样生出了一朵。

  吃到一半,有人还是憋不住了。隔壁桌传来一位女编辑细如蚊蚋却穿透力十足的嗓音:“……她菊花都爆了……”一桌人一阵大笑。蒋宜钧低下头,狠狠咬着碗里的卤猪蹄,满面通红,装聋作哑。

  但现在的她却很坦然:也是一个器官,坏了就要修;屎尿屁也没什么大惊小怪,都是自然能量循环的产物。在肉体的安泰面前,这些都算什么啊。人只有哪里都不疼才能论及尊严,不是么。

  蒋宜钧有时能够理解,为什么在手术室里医生不把自己当“人”看待——他们估计已经见惯了各种因为心理障碍脱不下裤子的闹剧。知乎上有很多诸如“女生被外科男医生检查,觉得难堪心里过不去坎怎么办?”的问题,最高赞是一位肛肠科主治医生,大概是受不了了,在答案里咆哮道,我们男肛肠科医生才不好意思呢!每天上班就是烂!屎!烂!屎!

  那位提问者可能没有真的疼过,蒋宜钧想。第七天了,熬过了灌肠、尿潴留、水肿、化脓和交叠的便秘与腹泻,现在只要这个烂能赶快好起来,蒋宜钧什么都不在乎。有时她觉得羞耻心太盛实在不是一件好事——在痔疮早期阶段,完全可以通过积极的管理延缓其发作,甚至终身与之和平相处,不必像自己这样“挨千刀”。但由于观念,人们往往在体检中婉拒检查、丧失了发现问题的机会,或是拖到最后一刻才去问诊,那时情势已经不可收拾。

  蒋宜钧现在仍然毫不避讳跟人谈自己“带痔生存”的光辉15年,而本来面露尴尬想要换个话题的人们看见这份洒脱,也都卸下了矜持,有的甚至就“如何保养”向她取经——她才知道,原来这么多人都有一个痔疮大兄弟。

  蒋宜钧决定,这回誓死也不能让大兄弟再回来。术后第九天,她让大非退了房。走之前,他们整理好垃圾,细细擦拭马桶和地板,唯恐残留的血迹吓坏了清洁阿姨。“大非,你看这些喷溅的血迹,像不像你在宾馆里杀人分尸。”蒋宜钧咯咯笑道。

  蒋宜钧知道自己已经翻过了那道分水岭——她解决了这件大事,和丈夫一起。没有惊动家里人,他们是靠着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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