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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基本问题的创造性探索与回

2019-11-23 20:38    来源:未知    

  习总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包含着丰富的内涵:一是站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中国梦的高度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二是从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工程、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繁荣发展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等方面阐明文化建设的重点任务;三是从坚持一元主导与多元发展相统一、讲党性与讲人民性相一致、改革创新与法治保障相结合、文化自信与交流互鉴相统筹多个维度揭示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一个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其中的新观点、新论断对中国建设思想做出了许多新的贡献。

  摘 要:习总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包含着丰富的内涵:一是站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中国梦的高度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二是从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工程、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繁荣发展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等方面阐明文化建设的重点任务;三是从坚持一元主导与多元发展相统一、讲党性与讲人民性相一致、改革创新与法治保障相结合、文化自信与交流互鉴相统筹多个维度揭示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一个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其中的新观点、新论断对中国建设思想做出了许多新的贡献。

  研究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研究习总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深刻阐述了我国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重点任务和基本原则,用大量的新观点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建设思想。战略地位论揭示了文化建设的重要价值和意义,重点任务论指明了文化建设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基本原则论阐释了文化建设的正确遵循和方向,三者有着严密的内在逻辑关系,共同诠释了习总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的要义。科学把握习总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的深刻内涵及其新贡献,是坚持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在要求,更是扎实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现实需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关乎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习从高度的战略视野出发,树立起了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新自觉。

  第一,站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论述文化建设的价值。进入新时代以后,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摆在中国党人的面前。这个课题就是如何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对文化建设战略地位的认识,首先是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而展开的。

  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①从“两个文明”到“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再到报告提出的“五位一体”,党对文化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关系的认识逐渐深化。习提出,文化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构成,“强调总布局,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②。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到系统论视域下观照,它是一个有机系统,其内部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态诸要素相互影响与制约,只有在各要素都实现优化的基础上,系统功能才能达到最大化。

  习不仅把文化建设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框架下加以理解,更是对中华文化进行价值重估,深刻揭示了中华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这是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创新。习反复强调,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的差异决定了其发展道路的特殊性,“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③。换言之,我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而这种必然性本身即蕴含着深层次的文化基因。

  早在战争年代,中国党人就尤为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化和具体化问题,在1943年明确提出要使其进一步与“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话语体系的影响下,我们党基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较多地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契合。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中华文化沃土的创新性命题,用“基因论”把传统文化内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中。相比较而言,习更为强调文化自信和民族主体意识。这是彰显我们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独立性的鲜明体现。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内在的文化规定性,是在民族文化传统滋养下理论与实践互动的选择结果。在此意义上,纠缠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之间“体用问题”的抽象争论是无益的。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文化融合的具体内容和作用机制。

  第二,站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阐释文化建设的作用。立足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而形成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党人与时俱进的理论创造。习认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需要锲而不舍、一以贯之抓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从“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进精神文明建设”⑤的高度审视文化建设的地位,是习对中国建设思想的重要贡献。

  一是强调文化建设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意义。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党的报告明确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强调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习进一步阐明了二者的直接关联,并从国内和国际两个视角对如何夯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文化软实力根基问题,做出了颇具新意的回答。

  二是强调文化建设对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意义。其一,强调文化体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地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号角。习认为,改革之“全面”性,主要在于它并不局限于某一领域或方面,而是涵盖了文化体制改革等多个核心部分。文化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构成部分。其二,强调核心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引领作用。无论是为改革解放思想、凝聚共识,还是实现制度完备和治理现代化的总目标,都离不开具有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观系统的坚实支撑。

  三是强调文化建设对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意义。法治精神和法治文化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有力支撑。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举措,习深化了对这两个范畴的地位及其关系的认识,强调法之权威在于其雄厚的道德基础。习认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强化道德的教化功能,必须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和支撑法治文化。

  四是强调文化建设对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意义。强化理想信念教育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环节。信仰迷茫和思想滑坡是一些党员干部违法犯纪行为产生的根源,理想信念教育历来被看作党的思想工作的核心内容。习提出:“理想信念就是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⑦全面从严治党归根结底在于解决好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引导其坚定“理想高于天”的信念追求。

  第三,站在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高度认识文化建设的地位。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探寻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之路,但无一不以失败告终。我们党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经过90多年的不懈奋斗,使民族复兴伟业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前景。在这个进程中,党对于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始终保持着清醒、正确的认知。

  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⑧习则进一步深刻阐释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命脉,“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⑨。一方面,中国梦是一个追求全面发展的愿景,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并进的结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内在地蕴含着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后者是前者的一个重要目标。另一方面,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⑩。作为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统称的中国精神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它既体现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又是当代中国价值理念的表达,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支撑和价值引领。

  这些阐发是对党的文化建设思想的继承,更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从世界近现代史来看,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不仅需要以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为依托,而且还往往伴随文化和价值观的兴盛。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等国家的崛起,均离不开其自身发达的海洋文化、商业文化、工业文化或科技文化的支撑,世界性大国的形成只有建立在对民族主体意识与历史文化传统强烈认同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而从中华民族发展史来看,中华文化发展繁荣是民族复兴的必要条件。作为我国古代文化发展的繁盛时期,唐朝在哲学、史学、宗教、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各方面大放异彩,都城长安一度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文化中心。这种博大精深的唐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古代中国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之盛况,甚至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然而,习更是清醒地认识到:与欧美大国不同的是,在“和”文化滋养下的当代中国崛起,将打破“国强必霸”逻辑和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与古代封建盛世不同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的民族振兴,必然能摆脱盛极而衰的宿命。

  文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的任务。习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任务的论述也很多。我们在此不打算面面俱到地介绍文化建设的各项任务,而是主要选取几个重点的问题进行说明。这几个要点也是习反复强调的,它们都鲜明地展现了习总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的新贡献。

  第一,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意识形态是文化的本质,决定文化的性质与发展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解决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11)。这是习针对新时代的文化境遇提出的一个创新性命题。习说:“在新时代,我们党民进行伟大社会,涵盖领域的广泛性、触及利益格局调整的深刻性、涉及矛盾和问题的尖锐性、突破体制机制障碍的艰巨性、进行伟大斗争形势的复杂性,都是前所未有的。”(12)新时代中国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思想问题与利益矛盾相互交织,社会成员思想意识呈现多元、多样、多变的态势。这增加了统一思想和凝聚力量的难度,对意识形态工作提出新的要求。

  “我们党历来重视意识形态工作。这方面工作做得好不好,直接关系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13)习把意识形态工作放到总体观中来审视,认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我们既要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更要凸显意识形态工作在中的极端重要性。从这个定位出发,习对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工作思路进行了探索。

  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必须坚持“狠”与“稳”的辩证统一。这是习总关于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一个重要特点。一方面,习强调: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所以,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15)为了不犯颠覆性错误,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敢于向错误“亮剑”。而在敢于“亮剑”的背后还蕴含如何善于“亮剑”的问题,在批判之时应当注意加强和改进“亮剑”的方式、方法。而另一方面,抓得狠并不意味着要追求一种极端。习关于中心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远大理想和现实目标、党性和人民性、正面宣传和斗争、总结经验和改革创新、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全党动手和部门负责等方面辩证关系的阐发,体现了其意识形态工作思路的稳妥性。

  第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工程。价值观是人们对事物好坏的总体性评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是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与时代表达。改革开放以来,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核心价值体系”,到“弘扬和培育核心价值观”,我国的价值观建设工程逐步深入推进。面对国内外思想观念纷纭复杂、多元共生的客观现实,党的创造性地提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部署,并用“三个倡导”的十二个词概括了其基本内容。在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习进一步从理论来源、本质内涵、重要价值、实践要求等维度,系统阐释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一系列问题。习以高度的价值自信实现了中国建设思想的突破性发展。其新的认识贡献主要体现在:

  一是强调各个民族、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有其特殊性,需要与自身的文化传统、理想目标及时代问题相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理论、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是民族禀赋、阶级属性与时代精神相统一的产物。

  二是认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是国家和民族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对丰富精神世界和建设精神家园起决定性作用。“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16)

  三是明确提出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使其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习说:“要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引导全体人民自觉践行。要抓住青少年价值观形成和确定的关键时期,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17)

  第三,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优秀文化传统是发展现实文化的基础性资源,对其态度和认知是衡量一个民族或政自信程度的鲜明标识。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曾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18)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申了这个观点,并进一步阐发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价值及其科学实现问题。

  习开拓了中国党传统文化观发展的新境界。一方面,对中华文化“基因”论以及“根”“魂”作用强调的态度,把对传统文化地位的认知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习认为,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对于个体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而且它还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精神命脉、突出优势,是当代中国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与此同时,他还提出,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必须“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19)。

  另一方面,习强调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方法科学地对待文化传统,不能厚古薄今、以古非今,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20)。与之前的思想观点相比,习的新贡献主要表现在对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阐释上。“所谓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所谓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21)。

  其实,不管是创造性转化,还是创新性发展,其目的都在于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不仅包括传统美德的现代化,还包括治理智慧的现代化。可以说,习关于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建立在他对中华文化深厚情怀的基础上,这在实践中表现为他大量使用经典的平易近人的语言风格,以及注重从历史传统中摄取治国理政养料的优良作风。习首次对有益于治国理政的传统思想精华进行系统梳理,这种立足于当代的价值取向,有力地回击了走“文化复古主义”路线的荒谬质疑。

  第四,繁荣发展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文艺作为上层建筑,是运用语言或者艺术手段来展现社会生活的意识形式。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深刻论述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工作、学习等问题,对我国文艺政策的形成和事业的发展影响深远。习同样高度重视文艺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等场合较为系统地阐发了新时代中国党人关于文艺建设的基本认识。

  基于新时代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审视,习提出“举精神旗帜、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是当代文艺的神圣使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22)。在此高度上,习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一是指出文艺本质上是人民的文艺,人民需要是其存在之价值,人民生活是其创作之源泉,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二是强调中国精神是文艺的灵魂,要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把爱国主义作为主旋律,努力从中华传统美德中摄取营养;三是阐明铸就精品是文艺工作的中心任务,提出适应网络技术新变化,加强文艺阵地、团体和人才队伍建设,把创新精神贯穿于生产创作全过程;四是认为党的领导是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强调开展好文艺理论和评论工作,建立健全相关体制机制,推动文艺精品走出去(23)。

  这些论述与的文艺观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又至少实现了两方面的突破:一是强调中国梦是当代文艺创作的鲜明主题,重视以艺术化的形式来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凝聚中国力量;二是提出要大力发展网络文艺、推动文艺界廉政建设、做好新的文艺组织和文艺群体工作等诸多新观点。这些认识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现实条件,是中国党面向新时代与时俱进发展文艺观的体现。

  文化建设与其他社会活动一样,是一个遵循特定实践规律的活动过程。习从多个维度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第一,坚持一元主导与多元发展相统一。以什么样的理论来指导,关系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则问题。思想观念的多元化对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去占领”(24)。在指导思想上必须一元化,发挥马克思主义的主心骨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否认思想文化的多元发展。坚持在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和社会意识的多元化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是习关于文化建设基本原则的首要认识。

  一方面,必须坚决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习多次强调,要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习主持中央局就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党宣言》等问题,进行多次集体学习,目的就在于科学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新时代价值,从而巩固它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此外,习还反复提出要强化“阵地意识”,特别是要抢占网络高地和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

  另一方面,承认各种存在的合理性,是尊重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的体现,更是新时代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提出“双百”方针,形成了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指出:“只有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意见表达出来,进行争辩,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25)习继承了这些认识,多次阐明营造健康宽松氛围的重要性,主张保障不同观点和流派的充分发展。

  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去占领思想阵地,是当前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习作出了颇具新意的回答,认为思想领域大致可分为红色、灰色、黑色三个地带,并强调采取不同策略对待它们。对于正面构成的红色地带,应当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对于负面构成的黑色地带,必须善于进行批判和斗争,尽量压缩其生存空间;而对于处在二者之间的灰色地带,有必要通过增强主导意识形态对现实矛盾的解释力而把它“争取”过来。

  总之,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多元社会,既要求加快建构起有深刻学理底蕴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以“去意识形态化”的,又要注意区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避免陷入“泛意识形态化”的泥沼。

  第二,坚持讲党性与讲人民性相一致。“从本质上说,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26)坚持二者的内在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也是我们党发展文化的一条重要经验。只有把体现党的主张与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文化建设才能明确前进方向、站稳正确立场。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保障,对各项思想文化工作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者历来重视对各种错误意识形态的批判,在1981年谈到思想战线上的问题时,就深刻批评一些文艺工作者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是一种严重缺乏党性的行为。习也指出,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讲党性,这是决不能动摇的大原则。“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27)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工作导向。唯物史观告诉我们,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人民性。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文化,其实质是在文化建设中坚定意识。它包括两重内涵,分别回答了“为了谁”和“依靠谁”的问题。在价值导向上,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协调,发挥文化建设为人民提供精神食粮的功能,更要做到提供服务与教育引导、满足需求与提升素养相统一,“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28)。在主体力量上,要看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29),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这些阐发体现了习总关于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深厚人文关怀,实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第三,坚持改革创新与法治保障相结合。改革创新是激发文化创造活力的根本途径,而完善的法治体系则是实现文化繁荣的有力保障。一方面,改革创新需要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正如习所言:“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30)而另一方面,它反过来又能增强法律制度的完备性,促进法治的实施、监督、保障等过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逐步铺开,当前已步入攻坚期,“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31)。面对这种利益固化的矛盾,仅依赖于文化领域或者其中某方面的改革显然是难以奏效的。为此,必须凸显改革的整体性与协同性,依靠体制机制创新来深化文化改革,围绕“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来做好工作”(32)。把文化改革发展放到全面深化改革的视野下来把握,是习总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的一个鲜明特色。

  习还首次明确提出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的观点,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建设思想。文化体制改革的纵深发展,离不开法治体系和法治能力的保驾护航,否则它就很容易偏离科学的轨道。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习多次强调发挥法治对文化建设的保障作用。为了实现文化治理的现代化,必须“建立健全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遵循文化发展规律、有利于激发文化创造活力、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文化法律制度”(33)。十八届四中全会就从制定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文化产业促进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以及加强互联网领域立法等方面,对文化法治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

  最后,强调坚持文化自信与交流互鉴相统筹。各民族都有反映自身特质和风貌的精神文化,这是文化多样性得以存在的依据,同时它们又与其他文化发生必然联系,这导致了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矛盾。在处理中外文化关系的过程中,“洋为中用”“求同存异”“相互尊重”是中国党人一贯坚持的原则。

  习进一步提出了在坚定文化自信基础上增强对外交流互鉴的观点。一方面,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独特创造,体现中国人民的精神特质和价值体认,坚定中华文化自信能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基于这种认知,他在道路、理论、制度自信之外新增了“文化自信”,并把文化自信当作灵魂贯彻于“四个自信”之中。与之前的思想相比较,这是习的一个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各民族文化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其相互之间的聚同化异、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发展与增进各国交往的重要动力。“我们应该通过交流互鉴和创造性发展,使之在当今世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34)

  如果说前者折射出对待自身文化的态度,那么,后者则体现了对待异质文化的原则,二者的结合才是处理中外文化关系的科学取向。进一步讲,这种结合是“双向互动”的过程,增强文化自信有利于用中国精神、故事和声音对外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而反过来亦然。这就启示我们,当遭遇异质文化时,既要学会择善而从、避免囫囵吞枣,又要注意警惕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正如习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要睁眼看世界……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35)在他看来,这种虚心学习与积极借鉴有助于更好地保持和发展我们民族文化的特色,是“增强本国本民族思想文化自尊、自信、自立的重要条件”(36)。

  习对中国建设思想的贡献是全方位的、度的,包括战略地位论、重点任务论、基本原则论等内容。这三部分内容之间有着严密的内在逻辑关系,依次回答了“为什么要建设”“建设什么”“怎样建设”的问题。其中,战略地位论是逻辑起点,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阐释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价值,有利于提高人们投身文化强国建设的自觉性、主动性;重点任务论是核心内容,基于现实矛盾和问题揭示了新时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关键举措,指明了推进文化繁荣发展的主要着力点;基本原则论是实践指向,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遵循,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确立了正确的准则和方针。这三大部分及其内部各要素构成了一个紧密关联的有机整体,其相辅相成、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共同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要义。

  从理论上看,它是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是中国建设思想的新发展。习既继承了中国党关于文化发展的基本立场、思维方式与核心观点,又根据新时代的变化为其增添了新的内容,丰富、发展和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习总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既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所蕴含的价值取向和理论思维一脉相承,同时又依托科学的世界观和方建构起富有特色的文化话语体系,开拓了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新境界。

  从实践上看,对文化建设战略地位、重点任务和基本原则的阐明,对于切实增强文化整体实力、进一步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习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深刻总结和升华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现实经验,是对新时代我国文化实践面临问题的理论回应。究其原因,习总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的时代意义得以彰显,关键在于他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文化问题,科学把握批判继承与创造发展、价值导向与问题意识、战略思维与微观践行、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立足本国与放眼世界等辩证统一的方。

  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彰显习总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的现实价值,重点是做好这些论述的运用和创造性发展。一方面,要将习总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付诸实实在在的治国理政的实践;另一方面,还应当结合新时代文化发展的新特点进一步对其进行调整和充实,并把二者动态地结合起来。这是我们研究习总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得出的基本结论,也是繁荣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面临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③《习在中央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4日,第01版。

  ⑤《习在会见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代表时强调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锲而不舍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人民日报》2015年3月1日,第01版。

  ⑧:《在中国文联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页。

  ⑨习:《出席第三届核安全峰会并访问欧洲四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欧盟总部时的演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7页。

  (11)《习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人民日报》2018年8月23日,第01版。

  (17)《习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人民日报》2018年8月23日,第01版。

  (19)《习在中央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4日,第01版。

  (20)习:《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页。

  (21)《习总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1页。

  (22)习:《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线)习:《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线版;《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人民日报》2015年10月20日,第02版。

  (27)《习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人民日报》2018年8月23日,第01版。

  (29)习:《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线)《习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强调把抓落实作为推进改革工作的重点真抓实干蹄疾步稳务求实效》,《人民日报》2014年3月1日,第01版。

  (34)《习致信祝贺全球孔子学院建立十周年暨首个全球“孔子学院日”》,《人民日报》2014年9月28日,第01版。

  (36)习:《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线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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