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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发展轨迹

2020-03-22 22:45    来源: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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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古史渺茫,讨论从西周开始。西周初建,周王室将大批宗室亲戚分封各地,以便统制。先由天子分封诸侯,再由诸侯分封卿大夫,逐步扩张。实质上,这种封建是武装集团的向外垦殖,作为一个农耕部族,这一批批的农垦部队,择定交通及军略要地,圈地筑城,长期囤驻。一面耕垦自给,一面建立起许多军事据点 。如此,一是便于对付旧殷王朝之,一是防御四围游牧人侵扰。可见,西周之封建,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是派一帮贵族王爷到各地剥削勒索、作威作福,而实是一个开疆拓土之过程,守土垦荒之事业。

  了解了这个封建过程,可知四封之内,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绝非理念,也不是压迫,而是一种集体屯垦的必然产物。土地为封建贵族、国家专有,井田制是对公有耕地使用的管理办法。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这是一种为民制产的均产经济和政府管理经济。这就是西周封建社会。(封建是中国固有的名词,不是西方中世纪所谓封建社会。)

  请大家一定要仔细体会这封建的实质。我们受的教育给了我们太深刻的印象,满脑子都是剥削、割据、压迫与反抗,已经损害了我们正确理解某些情形和事务本质的能力。

  后来,技术、人口和生产力发展了,贵族容许农民量力增辟耕地,又不执行受田还田手续,贵族只按亩收租。循而久之,土地所有权确无形中转落到农民手里。土地所有权既已改变,井田制度随之逐渐崩坏。井田制度的破坏,必连带促进封建制度之崩溃。

  我们用了大的篇幅来描述封建社会之形成和消亡,一是因为,这是中国、文化的原点,冥冥中必会发生无限力量,诱导着它的前程,规范着它的旁趋。二是能尽量抛弃我们脑中固有之概念,来重新认识当时实际的情形。三是有助理解历代有儒家所谓复古,不是他们愚蠢扁狭,不知与时俱进,实是建立一种国家高度控制的均产经济和和谐社会的理想,这是后话。

  封建制度崩溃,春秋上层贵族阶级世袭的特权,到战国时取消了。下层平民阶级农工商诸业被制约的均产经济,到战国时也解放了。两种新兴势力,自由经济和平民学术产生。自由经济走向下层,而平民学术走向上层。这两种势力在春秋末至战国时期,共同造就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游士。

  游士之所以能游,一是各诸侯国文化的本源是同一的,皆为一种农耕文化。二是“他们忘不了封建制度所从开始的天下,只有一个共主,一个最高中心的历史观念。”“无不抱有天下一家的大同观念,而不看重那种对地域家族有限度的忠诚。因此造成了中国自秦汉以下的大一统。”以历史性、社会性、世界性的人文精神出发,企图以学术思想引领发展,“对理想总是积极向前,而对现实却常是消极不能妥协”,出则参政议政,入则讲学著述,这一意思形态传至后代,希望中国标准知识分子一特点。

  (这里多说两句,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总结中国之所以能一统,主要有三个内在的驱动力:一是黄河水患成灾,无统一政府无法统筹治理。二是中国自然灾害频发,小国自己无法独立抵御。三是北方游牧族强大,无统一政府无法抗衡。此乃用结果去解释原因,禁不起推敲论证。)

  春秋战国学者阐发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不是迁就现实,应付现实,而在为整个人文体系之一种积极理想作手段作工具。”孔子《论语》中说:“孝乎唯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即是说,家庭生活亦就是生活,家庭理想亦就是理想。《大学》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归宿到“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庄周“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即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外王即治国、平天下。

  “人人生来平等,人人都可是圣人,治国平天下之最高理想,在使人人能成圣人。” “事业不过在助人促成这件事,修身则是自己先完成这件事(做理想人)”,“使人人到达一种理想的文化人生之最高境界”。

  此阶段学者精神上豪放自信,融通开明,理想高标,朝秦暮楚。儒、墨为社会大人群建立理想,作为奋斗目标,以明知不可为而仍为之的宗教式热忱去追求,是战国精神。

  秦汉大一统,削灭封建贵族,入仕有法定程序。西汉武帝建立太学,高者为郎,低着为吏。吏经数年地方任职,择优异者选为郎。郎作一段时期侍卫,分派各地为官。这些郎吏渐次组成了一个平民学者的集团。

  相比战国时代,士人进入政府的渠道和自身的行为都被规范。因有大一统之政府,士人也就无处可游,再不能如战国时一席谈即可拜卿相。士人只能按照政府规定的路线,亦步亦趋地走自己的进身之路。但也正因如此,有了这套严格的组织法,西汉渐成一个平民学者、士人政府。

  “若论平民学者的出身,小部分是由贵族阶级递降而来,大部分是由农村社会半耕半读的淳朴生活中孕育而出,先天含有向上争取权,向下偏于抑制导致贫富不均的自由经济的内在倾向。因此,中国历史走上由来指导社会,不由社会来摇撼,由理想来控制经济,不由经济来规范理想的道路。”

  西汉平民学者自下层而来,较之春秋战国气焰抑低,敦笃、稳重、谦退、平实,借助神化孔子,要求王者尊其为教主,拉平学者与王者地位。

  学者士人集团掌握政权,形成当时社会中心指导力量。王莽是这个学者集团发展到的最强音,试验用完全学术的理想彻底改造现实的社会。惨痛失败的结果是自此中国再没有出现这种,取而代之的是温和的改良。但用理想来改造社会、控制经济已经成为士人阶层治平天下方式。

  经王莽新政失败,东汉、知识分子对运用来创建理想社会实现理想人生的勇气与热忱,更萎缩了,乃回身注意私人生活,由儒转道、陷入个人主义,而又为门第与书生社会所封闭,在个人主义下逐渐昧失对大众群体关注。

  但从东汉中期,终于慢慢形成了一各固定的阶级。一则是教育不普及,二则是书籍流通不易。虽然在法律上并没有特许某个家庭以世袭的特殊权益,但只要这个家庭将学业世袭了,在上的特殊权益,也就变相的世袭了。于是东汉以下由了世家大族所谓门第的出现。

  中央政府失去控制,民众得不到保护,只得依附于世家,形成相互间的私契约。民众由国家公民身份转变为门第的私户。于是政府和社会之间隔着一条鸿沟,政府并不建筑在公民的拥护上,而是只依存于世家。世家也因此挟持政府。

  世家门第使中国几经动荡,无法形成一个强力的政府。政府虽是一个门第势力支撑的政府,却时时想裁撤门第。直至北魏均田制的出现,始将农民从世家门第的掌握中解放出来。国家分派土地给农民,农民不拥有土地所有权,只向国家缴税。这一新制,依然是由北方门第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根据历史传统制定的。均田制,是中国传统的均产经济思想改造社会的一次成功。

  北魏的均田制和北周的府兵制,终于为中国的统一提供了新的理论和制度的准备,并直接造就了隋唐两代之复兴盛运。

  至于精神气质,东汉末,太学生增到3万人,世代书生成世代官宦,自成一个大集团,形成书生贵族,高尚不仕,蔑权贵、重名节、清高雍雅,与时局黑暗成大冲突,党锢之狱,名士殆尽,东汉随踵灭亡。

  三国则俨然是段小春秋,“曹操诸葛亮鲁肃周瑜,都从书生在大乱中跃登舞台。”诸葛亮、司马懿五丈原陆逊羊祜的荆、襄对垒,有书生气与豪杰气,有门第世家之风。三国士大夫重朋友更重于君臣。追随曹操、刘备孙权,造成三份鼎立的,不是君臣一伦的名分,而是朋友一伦的道谊私情。

  东晋南朝,“门第逼窄了心胸。”“南方门第在优越感中带有退婴保守性,北方门第在艰危感中带有挣扎进取性。然而双方同为有门第势力之依凭,而在大中,得以维护历史传统人文遗产。”中国文化因南方门第之播迁,而开辟了长江以南的一片新园地,又因北方门第之困守,而保存了大河流域之旧生命。这是门第势力在历史激荡中不可磨灭之功绩。

  佛教东来,打进新血清。魏晋南北朝佛学大贡献,在于吸收消化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人人皆具佛性,人人皆可成佛”。至唐朝创造完成中国传统下的新佛教,尤其六祖惠能以下的禅宗,在精神、意态上,是一番显明的宗教。

  隋唐科举制度的建立,使任何一个公民都可通过考试获得进入政府的资格。这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社会形态的。这个制度保证了政府机构由民间产生,由士人知识分子组成,有力地防止贵族、门第世袭割据势力的复辟。随着这一制度的推行,门第这种变相的贵族阶级也逐步衰退而终于消失了。

  藩镇势力的创痛,使宋代矫枉过正,尚文轻武,造成长期衰弱。从宋代起,科举制度日臻成熟,文化教育日益普及,自此,中国在也没有出现大的割据时期。中央集权愈发加强,社会阶级也日趋消融。

  自宋代以下的中国社会都相类似。在上,没有特殊的阶级分别。在社会上,全国公民受到政府同一法律的保护。在经济上,仍在一个有宽度的平衡性的制约制度下,避免过贫和过富的尖锐对立。

  上承战国游士郎吏的传统,代表学术理想的知识分子来主持,在由来领导和规范。这是中国历史的主基调。通过隋唐科举制度实行,到宋代的成熟,为士人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的中心力量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证。

  进士制度在史上,是政权的开放,目的是选拔贤才。然而经寒窗苦读、繁冗手续、门吏轻慢、求告权贵上来的新科进士,一旦名列金榜,便觉富贵在望,大开宴会,欢呼若狂,一旦掌握政权,记得“灞桥风雪在驴子背上寻觅诗句”的旧习,已算好进士。

  “他们有西汉人的自卑心理,而没有西汉人的淳朴。有东汉人结党聚朋的交游声势,而不像东汉人那样尊尚名节。有像南北朝以下门第子弟的富贵机会,却又没有门第子弟的一番礼教素养与常识。有像战国游士平地登青云的梦境,又没有战国游士藐大人贱王侯的气魄。他们黄卷青灯,尝过和尚般的清苦生活,但又没有和尚般的宗教精神与哲学思想。”

  所以进士轻薄,只求富贵功名,失却名节与理想,成为晚唐社会及上一大恶态,风气相传,引起中国知识界一大堕落。唐代政府,在这辈轻薄进士的手里断送了。

  北宋开始,门第不存,和尚寺衰落,进士轻薄,担当不了天下大事。书院讲学,由此酝酿。要“在人格上作榜样,在风度上作熏陶,学术思想上作具体的领导”,公立学校不如书院,私人讲学遂变成宋代一大运动。“那些私人,不能凭借政府,免得受牵制而官僚化,”没有大贵族大门第大资力之援助,又要脱离宗教形式。而且考试制继续存在和发展,有的知识分子一心学诗赋,博官禄。清高者鄙弃那些,走进和尚寺寻究人生。宋儒要着眼于文化上,执着理想,“要在的和宗教的引诱中,带人走上一新路。对上面总带有的姿态,对下面又走了反宗教的道路,置身夹缝里,这又是一件绝大艰苦事”。他们排斥佛教,但仍要有佛教普渡众生的牺牲精神。他们反抗,但仍要自己走进来完成他们治国平天下的大抱负,”使儒家精神复活。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开这时代风气的标准人物。

  他们过分严肃,让后人听到道学先生一称呼,便想象他们不近人情。但他们的精神,直到清代,七八百年,“中国的和社会,毕竟端赖此种精神来支撑。”宋代周濂溪、二程朱子,明代方孝儒王阳明、顾高东林党,清初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李二曲等人,有维系中华民族之文化生命于之余之功。

  “中国学风,在东汉,在两宋,都有以学术凌驾的的意向。”“南北朝、隋、唐佛学,借宗教来避开。”“然而东汉党锢,两宋伪学,晚明党社,终于扭不转黑暗而失败。像战国、西汉、唐代门第,都是知识分子直接参加,掌握到实际政权而使时运光昌。”

  随门第衰落,唐、宋、明三代实权,实际以操在平民社会知识分子中,又自分门庭。“一派是沿袭传统精神,期以来推进社会的真士。另一派是专注意在凭借科举制度,混进界,仅图攫取爵位的假士。”书院讲学与科举利禄对抗。“在此对抗下,假士可以不择手段而获胜,真士则另有一套高尚其事不仕王侯的传统潜流,反身到社会下层去用力。”“另一条路,则退身躲入佛教寺庙里去。元代佛教变质,全真教即在北方广泛流行,亦是此故。”

  “总括言之,东汉以下知识分子之躲避藏身处在门第,南北朝以下在佛寺,宋、明则在书院。书院最无真实力量,因此蔡京张居正魏忠贤,都能随便把他们摧残了。”唐代以下,“政权急剧开放,而作育人才的教育机关,不能相随并进。如是则开放政权,转为引诱了假士,来阻碍了真士所理想的前程。”

  “明中叶以后,科举制度里的八股文开始了,那才是一条死路,可以葬送此下三四百年的学术生命。”

  满清政权高压,书院讲学精神再难复兴。八股流毒,激起明、清之际博学鸿词的考证学派,以“求在过去历史中诊察利病,定新方案,期待兴王。”不幸他们的理想时期,迟不出现,渐渐此希望黯淡迷糊,博学派遂转以古经籍之研索为对象。朝廷功令,对古经籍根据宋儒解释。清儒在校勘、训诂、考订各方面排击宋儒。“反宋无疑在、反功令,但其能事亦到此而止。他们的,已避开了现实,最多不曲学阿世,却不能正学以言。”“再不在治国平天下的当前具体事情上”,“远离知识分子之旧路向”,“在钻牛角尖,走向一角落,远离人生,逃避社会之现实中心”,“为学术而学术”,不再“关切人群大共体”了。

  从龚自珍、到康有为,重新想把孔子神化,再把神化的孔子来争取领导(像西汉)。湖南江忠源曾国藩胡林翼罗泽南有意提倡宋学,但又卷入军事生活。在学术界又以桐城派古文自限,沉潜不深,影响不大。晚清学术界,未能为后来的新时代预作一些准备与基础。

  后面的新时代,“实在全都是外面之冲荡,而并不由内在所孕育。”辛亥,只革了清代传统政权的命。而存在240年的清代政权,“却早已先革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命。”于是辛亥后,“中国知识分子急切从故纸堆中钻出,又落进狂放怪诞路径,一时摸不到头脑,而西方知识新潮流已如狂涛般卷来,没有大力量,无法引归己有。于是在此短时期中,因无新学术,遂无新人才。因无新人才,遂亦无法应付此新局面。只想凭空搭起一的新架子,无栋梁,无柱石,这架子又如何搭得成?”

  “从前中国知识分子,常向用学术来领导,这四十年来(钱于1951年写作此文)的新知识分子,则只想凭借来操纵学术。”“从其最好处说,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依然未脱中国自己传统文化之内在束缚,依然是在上倾,非下倾,依然在争取领导权,依然是高唱治国平天下精神。”

  然而辛亥后,“旧的接不上气”,西方新风熏染,到中国,即混成摹仿西方一大洪流,“推翻旧传统、推翻旧文化、创造新、建立新社会”成为时尚。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主义,成为党一种宗教信仰,由此激发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社会大群体之关切,原因是“主义究有一种世界性,一种万国一体性,即有一种人类大群之共同性”。

  然而“西方之主义则为唯物的,仅重血气外向的人生,不近中国传统心性内向的人生,其间有一大区别,而中国人乃不自知。”且马克思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由西方传统(耶教)性恶观点下演出”,是“彻头彻尾之性恶论”。“耶教上帝关切全人类每一个人之整个人生,马克思主义最多只关切到某一个阶级的物质生活。马克思只讨论经济,不讨论灵魂,因此主义在西方,便断不能与耶教并存。信仰马氏,必先推翻耶稣。”同理,若要主义在中国生根,则势非彻底推翻以“关切人群大共体”为己任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为功。“故中国党,其摧残中国传统文化乃益甚”,“更趋于唯物化,此则距中国人自己传统为更远。而这个人苦于不自知,此尤大堪磋叹”。

  “如是则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自外言之,已不能有超越现实,而作高一级的向往之精神表现。自内言之,又不能超越小我,牺牲个人,对社会大群体生关切。在此情形下,其先对西方文化,因其对于自己传统的模糊观念而存一种鄙夷轻视的心理,其次又迫于现实利害之权衡而转身接受。无论其拒其受,总是涉其浅,未历其深,遇其害,不获其利。”“而自己传统文化,又一时急切摆脱不掉,菁华丢了,糟粕还存。与科学精神在此潮流下全会变质,于是高于一切,一面还是人文中心,而一面走向极端的性恶论。”

  “两汉有地方察举,魏晋南北朝有门第,隋唐以下有公开开始,传统下铨叙与监察制度,”都使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一面有所倚仗,一面有所顾忌。从倚仗中得心安,从顾忌中得使心不放。中人以下也可循此轨辙,幸无大过。而农村经济之淡泊安定,又是他们最后一退步。”

  “近百年来,政体急剧转变,上经济亦同时变形。以前知识分子之安身处,现在则一切皆无,于是其内心空怯,而又无所忌惮。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之新出身,则又是古无前例,完全走上以外国留学为惟一的门径。”然而“试问举世间,哪一个国家,了解中国?哪一个国家,真肯关心为中国特地训练一辈合适中国应用的知识与人才?”“各国间的渊微,本原沿革,在他们是茫然的。本国的传统大体,利病委曲,在他们则更是茫然的。结果都会感得学非所用。激进的,增加他们对本国一起人的憎厌和仇恨。无所谓的,则留学外国变成变相的科举。”“结果使国内对国外归来者失望,国外归来者也同样对国内的失望。憎厌中国,渐渐会转变成憎厌西方。”于是,“一切新风气、新理论、新知识,正面都会合在对中国自己固有的排斥与咒诅,反面则用来作为各自私生活私奔竞的敲门砖与护身符。

  然而“我们却无所用其愤慨,也无所用其悲观。中国将仍还是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将仍还成其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了新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怕会没有新中国。最要关键所在,仍在知识分子内在自身一种精神上之觉醒,一种传统人文中心宗教性的热忱之复活。”“若我们肯回溯两千年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深厚蕴积,与其应变多方,若我们肯承认中国传统知识文化有其自身之独特价值,则这一番精神之复活,似乎已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时候了。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呀!起舞吧!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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